身为臣子，应全心全意侍奉君主，君主忧虑便是臣子的耻辱，君主蒙受侮辱，臣子便应以死相报，君主存在臣子便一同存在，君主灭亡臣子便一同灭亡，这是天地间的大义，不应因年龄大小、在朝为官、在外任职、闲居家乡、身处南北地域等而有所区别。然而自古至今，忠义的表现形式其实有两种：一种是自杀殉国，另一种则是隐居避世，如采薇而食，放歌山林，或游离于世俗之外，文章记事仅以天干地支纪年，不写当时统治者的年号，也有人手持铁如意，痛哭招魂。对于这些忠贞之士，君子无不为之哀悼。在我朝遇到大难的艰难之际，诸多正直忠烈之士以最为激烈的方式舍身赴死，还有葛衣翁、河西佣、补锅匠、雪庵和尚等人在峨眉亭留下了题诗，凭借他们独特的孤高清傲性格，深深地触动了后人的情感和凭吊，使得人们在翻阅残破的书籍了解他们的事迹时，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，感慨万分。我们国家遭受如此巨大的灾难，宗庙震动，皇帝以身殉国，而殉难的臣子仅有京城的二十余人，那些身受国家深恩的在朝、在籍大臣，竟无一人奋起抗争。唉！君臣之间的道义于天地之间无处不在，怎能因为地域的远近而有所改变呢？当皇帝遇难的诏书到来时，有十二位学校的教授与学生聚集于明伦堂，他们悲痛互问：“这‘明伦堂’三字为何物？”众人相拥而泣，随后撞柱自尽。东湖的樵夫听到皇帝遇难的诏书，也投水自尽。唉！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！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！君子对此怎能不三度悲痛！

我查考，甲申年京城文臣殉难者中，得到南明朝廷追赠谥号的，自范景文（谥号文贞）以下直到金铉（谥号忠节），共计二十一人。这二十一人中，浙江籍最多，占了六人。其次是南北两京，各有四人。山西、江西各有两人。至于河南、湖广、福建各有一人。可见，以死明节实属不易。再看其他省份，如山东、陕西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七省竟无一人殉难，实在令人羞愧！唉！这难道不是文皇帝（明成祖朱棣的谥号）滥杀忠良所致吗！

李国祯（按此传未确当考）

李国桢，号兆瑞，是丰城人，世袭继承了襄城伯的爵位。他身材矮小但言辞犀利，有口才，多次上书讨论军事事务，并主动请求在京营之外选拔和训练卫所的官员。皇帝对此非常高兴，在研究商议军队粮饷时，给予了非常丰厚的待遇，每年的花费超过二十万。李国桢还上书请求从内库中获取大量的兵器、火枪和火药，并且请求皇帝亲自书写匾额。皇帝亲自书写了“共武堂”三个字赐予他。不久之后，他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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